黄大仙开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与世界史学科的建设和发展

时间:2020-01-31         浏览次数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谱写了中国当代政治史的新篇章,并开启了当代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建构的新历程。回顾70 年来中国世界史学科建设与发展的历程,对于厘定学科定位、推动学科发展无疑具有重要价值及意义。

  在历史学领域,中国的世界史学科是在“西学东渐”浪潮的促激下,在近代以来知识界对西方学术的借鉴中“结胎”而萌生的。在此之前,受到外部世界长期的地理隔绝及儒家“华夏中心”说的影响,中国古代史学传统虽有“天下”观,却无“世界”之概念,对周边地区、国家皆以“外夷”、“番邦”之名鄙称之。鸦片战争后,在日益加深的丧权辱国、“瓜分豆剖”之民族危机的刺激下,一批先进知识分子筚路蓝缕,前驱先路,开始从外来的西学浪潮中寻找救国救民的良策,从学习西方的“器物”、制度、观念三个层面渐次推进,由此而接触并了解西方世界的历史,亦开启了中国世界史学科之端绪。在这一过程中,继魏源的《四洲志》和《海国图志》之后,对西方情况介绍日渐增多,诸如《泰西新史揽要》、《万国通史》、《万国史略》之类的不少西方史著被译成中文。至20 世纪初,一批留学生去欧美以及日本留学,习“西洋史”和“东洋史”,回国后开始传授和研究世界史。

  然而,在当时的时局动荡年代,缺乏平静的研究环境与条件,一些留学生回国后不得不改做中国史研究,世界史学科在萌动中举步维艰。其次,当时国内并无所谓的世界史学科概念,中国历史学还不能接受“世界史”成为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此情况下,刚刚起步的世界史教研处于散乱状态。这主要表现在: 各大学课程设置零碎,一般只讲西洋史和一些欧美的国别史,开设东洋史的学校极少,拉美及非洲史则基本处于课程开设的盲区[1]。再就是教材的撰写大多源自于对外国史著的编译与模仿,一般研究局限在外交史、国际关系史等领域。此外,在传统学养深厚的中国史学科主导学术的环境下,世界史教学、研究势单力薄,学成归国的世界史学者如齐思和、雷海宗、周一良等为求得生存而转向研究中国史。可以说,在这一时期,中国的世界史学科尚处在“结胎”状态,形同中国史学科的“附属品”,也不可能有所谓的学科体系建构。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对中国的高等教育与科学研究产生重大深远的影响。在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设置的大调整中,中国世界史学科得以“呱呱坠地”,取得独立的学术身份,同时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理论指导地位,正式成为一个被中国学术界认同与接受的“学科”。这样的新格局之形成,与苏联的影响密切关联。苏联历史学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而从学科门类角度说,它也包含世界史研究领域,在这一点上是继承了西方的史学传统。

  当时,得益于对苏联学科体系的快速有效的模仿与借鉴,中国的世界史学科很快建立与发展。

  各大学历史学系纷纷在组织建制上采取措施,普遍建立了与中国史各学科相对应的教研室、研究所,组建了相应的术业有专攻、分工较明确的教学与科研队伍。在高校招生目录上,“世界史专业”与“中国史专业”并列。相关课程则单独设置,按照唯物史观社会经济形态理论,纵向划分成古代、中世纪、近代、现代四个段落,专门分别讲授和研究,由此形成了四个互相联系的分支学科。有的院系则将地区、国别史分割出来,作为一个分支学科。此外,一些院校为培养高层次学术人才,还招收研究生,甚至模仿苏联招收攻读副博士学位的研究生。

  随着世界史学科的建立,一些曾在西方学习外国史等专业的老一辈学者开始“归队”,引领学科发展。北京大学齐思和、周一良等,杭州大学沈炼之,南京大学蒋孟引、王绳祖等,南开大学雷海宗、杨生茂等,武汉大学吴于廑、刘绪贻,乃至远在北疆的哈尔滨师范学院戚佑烈等,堪为典型。同时,选拔本土培养的优秀人才充实专业教研队伍,如日后成为名家的林志纯、朱寰、戚国淦、齐世荣、刘祚昌、刘宗绪、罗荣渠、马克垚、王觉非、孙培良等皆属此类新生力量。此外,为增强后备学术力量,向苏联纷纷派遣留学生学习世界史,或在国内开设研究班,邀请苏联史学专家前来授课与指导。1950 年代中期,林志纯在东北师范大学开设世界上古史研修班,选拔青年史学才俊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研习,不少学员如毛昭晰、刘家和、周怡天、崔连仲、刘文鹏等在日后成为成就显著的世界史专家。

  当时最先多是编译苏联的相关史学教材。例如,苏联科学院编著的多卷本《世界通史》,狄雅可夫与尼科尔斯基的《古代世界史》,科斯敏斯基与斯卡斯金的《中世纪史》以及潘克拉托娃的三卷本《苏联通史》和《苏联史教程》等相继被引进、翻译出版,克服了世界史教学用书“无米之炊”的窘境。同时,中国学者开始自主编撰教材。北京师范大学世界近代史教研室着手编撰了中国首部世界史教材《世界近代史讲义》。首部《世界上古史讲义》与《世界中世纪史讲义》,则由雷海宗、齐思和分别编撰。1962 年,周一良、吴于廑主编的四卷本《世界通史》付梓,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学者编著的首部通史综合类教材,系统阐述了人类起源至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历史,对于推动世界史学科建设意义重大。此外,相关史料编译工作也随之展开,与四卷本《世界通史》配套的多卷本史料集《世界史资料丛刊》在诸多学者的参与下相继编译完成。

  随着世界史学科体系的建构,中国学者的研究在外交史、国际关系史领域之外渐次拓宽,涵盖了世界主要地区、国家的经济史、政治史、思想文化史领域,其中重点关注古希腊罗马史、西欧封建制度史、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史、工业革命史、殖民主义史与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等,产生了一批体现那个时代中国学者研究水平的学术论文与专著。为了加强世界史研究,1959 年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历史研究所组建世界历史研究组,三年后又扩建为世界历史研究室。1964 年5 月,经国务院批准,在原有基础上正式组建世界历史研究所。这一专门学术机构的成立,也从一个侧面折射了中国世界史学科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十多年间,中国世界史完成了自身的学科体系建构,获得了学术身份的明确标立与普遍认同,也有力推动了中国历史学的发展。但另一方面,因属初创阶段,且受当时特定社会政治环境限制,这一学科的发展不免存在明显缺陷。由于当时片面仿效苏联史学界而与欧美史学隔绝,世界史的教学内容与教材乃至通史编撰,从叙事结构、理论思想到解释模式上完全是以苏联学者的著述为模板。在人才培养体系上,尚未建立起相对完整的规范化的学位授予制度,研究生的招生多为组织上安排,并未有规范的入学考试,且也可授予学位。学术研究的问题与理论、方法,也多效法苏联史学[2],尤其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上受苏联史家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的影响颇深。此外,由于不时开展的政治运动,一些世界史学者蒙受了不公正的待遇。在接踵而至历时十年的“”中,中国的教育体系与科学研究遭受重创,教学、学术研究被迫中断,中国世界史学科也陷入“休克”状态。

  “”结束后,随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将全党工作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恢复党的实事求是作风,实行改革开放,中国世界史学科迎来了蓬勃发展的春天。同时,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起航,开放之中国对外国历史的深入了解更加迫切,由此为中国世界史学科的发展提供了全新驱动力。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通过四十年的努力,中国世界史学科体系建设取得长足进展,日臻完备。

  在人才培养机制上,随着学科的发展,各高校逐步建立了从学士、硕士到博士的一整套人才培养体系,其中包括招生考试、面试、学分获得、学位论文评审、答辩一整套规范化、制度化程序。自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招收1977 级世界史本科专业后,一些院校纷纷效法,直至建立世界史系,如南京大学、武汉大学、南开大学、东北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天津师范大学等,由此强化了对专门人才的培养。同时,硕士研究生专业及硕士点涵盖了世界史各个研究方向,对博士研究生的培养也随之有序展开。1981 年,黄大仙开奖。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颁布首批世界史专业博士生导师名单,其中有吴廷璆( 南开大学地区国别史) 、林志纯( 东北师范大学世界古代史) 、周谷城( 复旦大学世界古代史) 、蒋孟引( 南京大学地区国别史) 、吴于廑( 武汉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等。此后,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先后审批了四批博士生导师。1993 年后,这一审批权下放到拥有博士点的各高校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等院所,以博士生导师身份授业的世界史学者日益增多。与之相应,自中国自主培养的第一位世界史专业博士钱乘旦在1986 年初获得学位。此后,各高校、院所培养的博士逐年增加。截至2018 年,已有30 余所高校及科研院所拥有世界史博士点。此外,不少高校及院所的博士点设有博士后流动工作站。

  这一时期,世界史学科的发展也体现在课程设置的多样化与专业化上。本科课程除了通史教学外,还开设诸多国别史、专门史以及西方史学理论、方法的必修课与选修课课程。研究生课程在涵盖相关研究方向课程的同时,专题研讨性的课程相继出现。例如,马克垚的“西欧封建社会研究”,刘家和的“中外古史比较研究”,戚国淦的“都铎王朝研究”,齐世荣的“二战史研究”,以及东北师范大学开设的埃及学、亚述学及赫梯学等课程,皆属此类。有的高校借鉴欧美大学的经验,开设专题性的“习明纳尔”( 讨论班) 。其中,杨生茂在南开大学开设的美国史专题“习明纳尔”,堪称典型[3]。为了培养学生具备释读原始资料的能力,不少院校聘请外教或留学归国教师开设古希腊语、古拉丁语等世界古代语言课程,东北师范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在此方面尤为突出。

  在新的发展态势下,中国世界史学科在教材编撰上分层次迅速推进。其中,林志纯编写新的古代史教材《世界上古史纲》,可以说兼及了系统与深入,成为学者备课的必备材料[4]; 朱寰的《世界中古史》、马克垚的《世界历史中古部分》颇为周详,这些教材多为高校所采纳。有关断代史、国别史教材,也相继编撰。进入21 世纪后,各类版本的教材相继付梓。值得注意的是,吴于廑、齐世荣主编、诸多资深学者参与的六卷本《世界史》教材,摆脱了苏联模式的影响,致力于用自身的学科话语体系展开编撰,将中国纳入世界历史叙事之中,体裁完备,内容丰厚,时至今日,仍为各高校本科生必读的核心教材[5]。与此同时,世界史学科教材被纳入“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之中,一批优秀的断代史教材业已面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世界史学术研究长足发展,从一个侧面印证了中国世界史学科的迅速成长。40 年中,众多在国内外受过专业训练的学者进入世界史研究领域,中国的世界史教、研队伍规模扩大,素质显著提高。相关的学术研究,无论在广度还是深度上都取得了重要进展。从地域方面而言,不再局限于欧美少数国家,而几乎是涵盖了世界所有国家和地区,像南美、撒哈拉以南非洲、太平洋岛国乃至北极地区的历史都有人涉足。在选题上,在经济史、政治史、思想史、国际关系史等传统史学范畴之外,新史学范畴中的家庭史、性别史、医疗史、心态史等以及全球史、环境史的研究亦渐勃兴。且在研究过程中逐渐突破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的羁绊,在准确运用唯物史观与批判借鉴欧美理论、方法的基础上,大量运用第一手的文献资料,作出尽可能贴近历史实际的探讨,产生了诸多有厚重学术含量的高水平研究成果。在英国史、美国史、日本史等领域,相关的研究更是力图建构中国学术自己的解释模式,获得了与欧美同行进行平等交流与对话的能力,亦得到研究对象国学术界的认同与尊重。有鉴于此,中国史学界开始思考并提出倡议,致力于奠定中国世界史研究的国际学术地位,建立既与国际接轨,又有中国特色学术与话语体系的“中国学派”。与之相应,与国外尤其是欧美史学界的学术联系与交流日益频繁,中国学者开始在国际史坛上发声,为之添加“中国元素”。同时,各个全国性的国别史、断代史、专题史专业研究团体如英国史研究会、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研究会、第二次世界大战研究会等相继建立,有力推动了学术活动的开展。此外,除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早年创办的《世界历史》外,一些专业刊物纷纷创办,东北师范大学的《古代文明》、天津师范大学的《经济社会史评论》、上海师范大学的《世界历史评论》堪称这类刊物中的佼佼者,在共同促进学术研究事业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日益拓展的格局,大大提高了中国世界史学科的学术地位。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与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历史学部的设置中,在国家级与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与成果奖励的评审中,在教育部相继开展的学位授予点专项评估中,世界史学科都是单独设立的。世界史学者获得的包括重大、重点项目在内的基金资助,日益增多。

  此外,自教育部开始设置“长江学者奖励计划”岗位以来,已有16 名世界史方面的优秀人才被聘为特聘教授、讲座教授与青年学者,仅略少于中国史学科。同时,世界史的价值与功用,越来越受到中央高层核心领导的重视。中共中央政治局组织的集体学习活动中,齐世荣、庞卓恒、钱乘旦等被邀请至中南海讲解世界史上有关国家发展动力、文明兴衰、大国崛起等重要问题。学科建设的飞跃性进步与学术功用的日益凸显,再次促使国家有关部门重新审视世界史学科的学术定位。在改革开放后的十多年中,在历史学门类之下,世界史拥有世界上古史和中古史、世界近现代史、世界地区史国别史三个二级学科。1997年,中国学科体系二级学科调整中,因种种原因,世界史上述三个二级学科曾被压缩为“历史学”一级学科下八个二级学科中的一个,关乎学科发展的队伍规模、职称配置、经费投入等一度受到不利影响。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持续发展,走向世界大国强国的趋势日益明朗,世界史知识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对世界史学科予以重新定位乃势之所然。2011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下发通知,公布新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对哲学社会科学界来说,新目录最大的变化在于历史学门类下由“历史学”一个一级学科变为“考古学”、“中国史”、“世界史”三个一级学科。世界史上升为一级学科,其下有世界史学理论与史学史,世界古代中古史,世界近现代史,世界地区、国别史,专门史与整体史五个二级学科。

  有关历史学门类学科的重新调整,充分肯定了世界史在历史学中的重要地位,这对于促进中国历史学的发展,形成更合理的历史学知识体系,具有重要学理意义。同时,对世界史学科之学术地位所作的精准确认,也为这一学科体系建构的进一步拓展与完善提供了政策依据。借助于学科目录调整的春风,中国世界史学界抓住机遇,奋力前行,开展了诸多学科建设工作: 一是提升国际化水平。出国访学、参加国际学术研讨会的人员逐年增多,借助“国家建设高水平公派研究生项目”,纷纷派遣更多的研究生出国深造。此外,频繁邀请国外著名学者到中国讲学,甚至引进海外史学名家作为固定师资。二是加大人才引进力度。复旦大学、天津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上海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高校采取相应措施吸引国内外优秀的博士后、博士生加入教研队伍。三是完善学科建构。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诸多高校纷纷实行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与组合,在世界史一级学科之下建构二级学科。四是频繁举行学科研讨会。自2011 年在天津师范大学举办“全国世界史学科建设研讨会”以来,各高校举行的类似会议接踵而至,讨论热烈。五是推动国家级精品课程的建设。时下在中国大学MOOC 慕课网上线的课程中,有北京大学的“欧洲文艺复兴史”、武汉大学的“简明世界史”、华东师范大学的“冷战史”以及首都师范大学的”西方古典文明”等。

  百年来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学术史缘起与发展轨迹中的中国世界史学科,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顽强生成、日益拓展的历程。伴随着学科准确定位与制度化建构,人才培养臻于完善,相关专业研究已经告别原初性的朦胧状态而开始崛起,并发展成为一个学术群体逐渐增多、学术积累日益积淀、专业布局不断扩大的学科。在升为一级学科后,世界史既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也面临着如何进一步发展的巨大挑战。应该更清醒地看到,作为一个“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新兴小学科,中国的世界史虽然取得了突出成绩,但仍存在诸多不足及缺陷。

  其一,教研队伍体量仍显狭小。现状显示,在大多数高校历史院系的从业人员中,世界史人员约占1/4,与人数众多的中国史学科相比,呈现不对称、不平衡格局。就国际史学界来说,在西方著名高校历史学系的本国史从业人员一般为1/3,甚至更少。例如,在哈佛大学历史系,2010—2011 年的教职人员为48 人,而从事美国史教研者为13 人,约占1/4 略强[6]。在俄罗斯高校,有一大半教师从事俄国之外的世界史研究,如彼得堡大学历史学系现有15 个教研室,真正从事俄罗斯本国历史研究的约占教研室总数的23%,从事世界史研究的约占38%,从事专门研究的约占40%[7]。欧、美、日等国高校大体上也都是这种情况。因人员相对缺乏,目前国内建构世界史二级学科的高校,寥寥可数。

  其二,后备人才培养欠缺。由于不同文化背景的隔膜,对外语的语言能力要求又十分严格,世界史后备人才的培养十分不易。在欧美国家,要想研究世界历史,最少得会三门外语。如果是世界古代史,则需精通至少一门古典语言——拉丁语或古希腊语。研究古代东方史,甚至需要掌握象形文字、楔形文字与梵文之类的语言。这类问题在当下中国世界史后备人才培养中虽已开始被重视,但总体上看,不少外语课程仍以英语为主,至多开设法语、德语,故难以培养高素质、高水平的中国世界史人才。

  其三,研究对象尚为有限。世界史的纵向跨度与空间范围十分宽阔,涵盖了自人类产生以来除了中国之外的所有地区与国家的历史。在研究队伍有限的情况下,中国的世界史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西欧、北美、东亚、西亚等地区的大国,且以近现代史为热点,在区域史和断代史研究方面一直处于严重失衡状态,存在着大面积的地区史、国别史的学术空白。研究非洲、中东、中亚和拉美的乃至邻国印度、越南的少之又少,甚至专门研究意大利、加拿大的也非常稀缺,就连北京大学的世界史也未免如此,在俄罗斯、东欧、拉美、非洲史等领域都出现了断档,教学和研究已难以为继[7]。

  其四,高水平的原创性学术成果还比较有限。这些年来,尽管世界史在学术研究上成绩凸显,但客观地说,与国际史坛研究现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由于学术积淀较薄,学术研究在某种程度上显示了对西方学术的“路径依赖”,缺乏自主创新的内在活力,由此在历史文献资料库的建设上,在建构自身理论、方法的体系上,在原创性的学术成果上,在与欧美同人的学术交流上,中国世界史都存在着明显的不足及缺陷,迄今未获得应拥有的诠释权与话语权。此外,由于学术评价体系尚未建立,追求数量而轻视质量的浮躁学风不时显现,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相关学术继续深化的进程。

  上述世界史学科发展中存在的不足及缺陷,乃是一个新兴学科成型之初难以避免的,也是能够不断加以改进的。放眼这一学科的前景,必须看到,中国世界史学科之所以从无到有,迅速成长,究其根源在于它是在中国面临“瓜分豆剖”的民族危机中缘起和“结胎”的,是在新中国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后才建构的,是在改革开放后顺应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拓展的趋势而发展的。这样的历程,赋予其“现实关怀”传统,也凸显了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经世致用”当代价值。正因为如此,在有关方面通力支持下,中国世界史已经初步奠定了良好的学科基础,并且有了进一步拓展的学术潜力。在当代中国迅速崛起并对世界日益产生重要影响的大背景下,中国世界史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一定能够建立既与国际接轨又彰显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在国际史坛上奠定中国世界史学科应有之地位。(注释略)

  (孟广林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邹博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在读博士生)